红楼梦读后感3000字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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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读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我读完第一章就已经爱不释手了。

它主要是以宝黛二人的爱情悲剧写的，它以生动的描写，写出了那时候大家族的悲欢离合。在这个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林黛玉了，因为我觉得她美丽、聪明，又很好学，还知书达理。不过，她的缺点就是太多愁善感。我最不喜欢的人物就是薛宝钗，因为她明知黛玉多愁善感，没有妈妈，还在薛姨妈怀里撒娇，感觉好像是故意的。我不太喜欢《红楼梦》的结尾部分，因为太悲惨了。

读了《红楼梦》，让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还要学习《红楼梦》中人物的优点，从自身找找有没有和里面人物同样的缺点，并把它改正。这是我第一次看《红楼梦》，有些地方还不是太懂，以后有时间我会再好好阅读它，相信会有更多的体会和感想。

《红楼梦》塑造了一个跛足道人，他的眼睛正是大观眼睛，所以他看到了一个欲望无穷、沽名钓誉、巧取豪夺的泥浊世界，“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他所唱的《好了歌》，正是荒诞歌。甄士隐为《好了歌》作了注解。他的解，是对泥浊世界和荒诞人生的“解构”。原来，这个金玉其外的人群舞台，演的不过是一幕幕荒诞戏剧：“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红楼梦》有一首荒诞主题歌，还有一个荒诞象征物，这就是“风月宝鉴”。

宝鉴的这一面是美色，宝鉴的另一面是骷髅。贾瑞死在美女的毒计之下是惨剧，而追逐骷髅似的幻影幻象则是几乎人人都有的荒诞剧。难道只有贾瑞拥抱骷髅？人世间在仕途经济路上辛苦奔波、走火入魔的名利之徒，哪一个不是生活在幻觉之中的贾瑞？总之，揭示世道人生甚荒唐的荒诞性，是《红楼梦》极为深刻的另一内涵。

如果说，林黛玉之死是《红楼梦》悲剧最深刻的一幕，那么，贾雨村的故事则是《红楼梦》喜剧最典型的一幕。《红楼梦》的大情节刚刚展开，就有贾雨村“葫芦僧判葫芦案”。熟悉《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贾雨村本来还是想当一名好官的。他出身诗书仕宦之族，当他家道衰落后在甄士隐家隔壁的葫芦庙里卖文为生时，也是志气不凡才会被甄氏所看中并资助他上京赴考中了进士，还当了县太爷。被革职后浪迹天下又当了林黛玉的塾师。聪明的他通过林如海的关系和推荐，便在贾政的帮助下“补授了应天府”。可是一下马上任就碰上薛蟠倚财仗势抢夺英莲、打死冯渊的讼事。

贾雨村开始面对事实时也正气凛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并发签差人立刻把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可是，站在桌边上的“门子”对他使了一个眼色，雨村心中疑怪，只好停了手，来到密室听这个听差叙述讼事的来龙去脉和保乌纱帽的“护官符”，而讼事中的被告恰恰是护官符中的薛家，又连及同在“护官符”中的贾家，甚至王家，这可非同小可。最后，他听了“门子”的鬼主意虽口称“不妥，不妥”，还是采纳了“不妥”的处理办法，昧着良心，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放走凶手，之后便急忙作书信两封给贾政与王子腾报功，说一声“令甥之事已定，不必过虑”。为了封锁此事，又把那个给他使眼色、出计谋的门子发配远方充军，以堵其口。

王国维在评说《红楼梦》的悲剧价值时，指出关键性的一点，是《红楼梦》不把悲剧之因归罪于几个“蛇蝎之人”，而是“共同关系”的结果，如林黛玉，她并非死于几个“封建主义者”之手，而是死于共同关系的“共犯结构”之中。而“结构中人”并非坏人，恰恰是一些爱她的人，包括最爱他的贾宝玉与贾母。他们实际上都成了制造林黛玉悲剧的共谋，都有一份责任。这种悲剧不是偶然性的悲剧，而是人处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成为“结构的人质”的悲剧。

《红楼梦》的忏悔意识，正是意识到自己乃是共谋而负有一份责任的意识。《红楼梦》正因为有此意识而摆脱了“谁是凶手”的世俗视角，进入以共负原则为精神支点的超越视角。可惜王国维未能发现《红楼梦》美学价值中的另一半--喜剧价值同样具有它的特殊的深刻性，即同样没有陷入世俗视角之中。

贾雨村在乱判葫芦案中扮演荒诞主体的角色，但他并不是“蛇蝎之人”的角色。当他以生命个体的本然面对讼事时，头脑非常清醒，判断非常明快，可是，一旦讼事进入社会关系结构网络之中，他便没有，并立即变成了结构的人质。他面对明目张胆的杀人行为而发怒时，既有良心也有忠心（忠于王法），可是良心与忠心的代价是必将毁掉他的刚刚起步的仕途前程。一念之差，他选择了徇私枉法，也因此变审判官为“凶手的共谋”。可见，冯渊无端被打死，既是薛蟠的罪，也是支撑薛蟠的整个社会大结构的共同犯罪。说薛蟠仗势杀人，这个“势”，就是他背后的结构。

贾雨村在葫芦戏中扮演荒诞角色，表面上是喜剧，内在则是一个士人没有、没有灵魂主体性的深刻悲剧。总之，《红楼梦》的内在结构，是悲剧与荒诞剧兼备的双重结构。也可以说，《红楼梦》的伟大，是大悲剧与大喜剧融合为一、同时呈现出双重意蕴的伟大。一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只重其悲剧性，忽略其荒诞性，今天正需要我们做一补充。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哲学的，指的不是《红楼梦》的哲学理念，而是它的生命哲学意味和审美意味，即由《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及其他女子等美丽生命所呈现的生命形上意味。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永恒魅力和美感源泉，不在于它与社会形态变动相连接而产生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呈现了一群生命，一群空前精彩的诗意个体生命。这些生命，也带有儿童的天真和原始的气息，在你争我夺的功利社会里都在内心保持一种最质朴、最纯正的东西。

《红楼梦》塑造林黛玉等一群至真至美的诗意女子形象，是中国文学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奇观，也是世界文学的奇观。《红楼梦》女性诗意生命系列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个主要形象，如林黛玉、晴雯、鸳鸯等有一共同特点：不仅外貌极美，而且有奇特的内心，这便是内在诗情。

贾宝玉称她们属于净水世界，这不仅是概括她们的“柔情似水”的女性生理特点，而且概述了她们有一种天生的与男子泥浊世界拉开内心距离的极为干净的心理特点。她们的干净，是内心最深处的干净，她们的美丽，是植根于真性情的美丽。因此，曹雪芹给予她们的生命以最高的礼赞。

他通过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礼赞晴雯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这一赞辞，既是献给晴雯，也是献给其他所有的诗意女子。《芙蓉女儿诔》出现于《红楼梦》的第七十八回，至此，曹雪芹的眼泪快流尽了。

他借宝玉对所爱女子的最高也是最后的礼赞，包含着绝望，也包含着希望。那个以国贼禄鬼为主体的泥浊世界使他绝望，但是，那个如同星辰日月的净水世界则寄托着他的诗意梦想。《红楼梦》的哲学意味正是，人类的诗意的生命应当生活在泥浊世界的 ……此处隐藏21435个字……子的悲剧，展示了极其广阔的封建社会的典型生活环境。作者是从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斗争里，从无比地错综着的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充分地描写这个中心事件的。小说第58回以后，就较少描写爱情了，转而大量地描写环境。着重表现了四个问题：

①奴隶与主子的对抗性矛盾；

②家族的内部矛盾；

③家族后继无人的危机；

④经济上入不敷出的危机。

经济危机是前三个矛盾的重要背景。

在中国小说史上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这样对一个贵族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如此全面、精细而真实的描写，这些描写不仅构成情节的重要背景，而且深深楔入作品人物的意识，影响和左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整个情节发展的动力之一。贾家经济来源主要是地租，官俸和爵禄的数额很小，元春的赏赐也有限，贾家主要指望黑山村这样的庄园的地租。但贾家的超经济的榨取已经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这些贵族庄园本已凋敝，又加旱涝灾害侵袭，宁国府八九个庄子，一年中便旱涝了两处，黑山村收成较好，但也只有预计的一半。收入日渐枯竭，可是贾家却不能将就省俭，他们不能不维持贵族应有的体面。王熙凤主张裁减侍候小姐的丫鬟，王夫人认为如今小姐已没有了往日的排场，再要裁减就太不像样了。探春模仿赖大家的花园的经营方式，想在大观园的花花草草上挣点银子，薛宝钗便立即提醒她不可见利忘义，失了贵族体统。这是一幅典型的封建末世贵族地主经济的图景：贵族榨干庄户农民的血汗，还是满足不了自己的挥霍浪费。到了后来，贾家中秋宴席上的米饭都要按人头定量；为了应付贾母八十寿辰，不得不变卖家用器皿；贾赦还不起暴发户孙绍祖的五千银子，竟将女儿迎春嫁他抵债；王熙凤的药方中须用二两人参，荣国府居然就拿不出来。经济的恶化，加深和激化了贾家内外各种矛盾，造成缔结”金玉良姻“的客观情势。

作者环绕着贾宝玉描写了以晴雯为代表的女奴们，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争取人一样的生活而进行的悲剧性的抗争。这是贾府中的对抗性矛盾。晴雯和贾府中的所有丫鬟一样有着自己的悲苦的身世，但是她和谄媚主子的袭人，钻营攀附的小红迥然不同，她宁愿冒着杀身危险触怒主子，也不肯低声下气承认自己是可以任人糟践的奴才。她敢于顶撞摆主子嘴脸的贾宝玉，随时抨击那些表现奴性的丫鬟，一贯地尖锐地和媚主求荣的袭人对峙。到她被赶出大观园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她怀着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极度悲忿地抗议人世的冷酷、黑暗和不平。晴雯这样的丫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存在，她形神都像林黛玉，与贾宝玉建立了超越主奴关系的纯真感情。她还有一群绝少奴性的伙伴。鸳鸯一向沉静温柔，当她反抗贾赦时却爆发出雷鸣闪电般的力量，她拒绝做贾赦的小老婆，而且拒绝做任何人的小老婆，她蔑视那个社会作为一个丫鬟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表现着誓不承认自己是奴才的平等要求。司棋与她表弟偷偷恋爱，这个恋爱被主子发现后，她竟毫无畏惧和羞惭，她是一个人，也要求得到做一个人的权利。芳官和她的”小戏子“姐妹们，从苏州被卖到了贾家，但她们内心没有一天接受奴才地位，没有一天过服贴谦卑的生活，她们随心所欲，闹出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晴雯和这些没有奴性的丫鬟，与贾宝玉、林黛玉一道，实际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反抗力量，冲击着已经腐朽了的贾氏家族。

贾氏家族的内部矛盾也在加速着自身的衰亡。为了权力和金钱，这个钟鸣鼎食的诗礼之家内部，房族、嫡庶、妯娌、婆媳，乃至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展开了公开的和隐蔽的、正面的和迂回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竟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王熙凤正处在家族权力斗争的中心，她风流俊俏、口齿伶俐，凭着娘家显赫的地位和贾母特别的恩宠，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和扩张势力；她扬言自己从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为了一己之利残害人命亦毫无忌惮。她作威作福，积怨渐多。赵姨娘想要为儿子贾环争夺继承权，不惜使用魇魔法对付她和贾宝玉。宁国府的尤氏则伺机奚落她，拉拢她的亲信和仇敌。邢夫人对儿媳王熙凤极为不满，她在”绣春囊“上大做文章，实际上是想打击王熙凤。此外，贾府的仆妇丫鬟早已不能忍受王熙凤的刻薄贪吝，骂她是”巡海夜叉“，用合法和非法的方式抵制她的统治。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弄得她心力交瘁，终于从权力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接替她的是三小姐贾探春，她志向远大，才能出众，无奈贾家大势已去，她又是庶出，地位本不坚实，她的兴利除弊的想法也得不到那些醉生梦死和愚钝庸碌的老爷们的理解和支持，尽管有李纨和薛宝钗的襄理，她竭尽全力所进行的改革很快便遭到失败。经历了这样一场事故的探春，痛心而清醒地感觉到这个赫赫扬扬的大家庭，再也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贾家越是接近灭亡，就越是不能容忍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就越迫切地需要成就贾宝玉和薛宝钗的”金玉良姻“。贾宝玉是贾家子孙中唯一有希望可以中兴家业的继承人，家长们要把他引上正路，就不能不摧毁他和林黛玉的爱情，就不能不聘娶维护封建主义的薛宝钗。陷于困境的贾家不仅渴望薛家金钱的支持，而且急需能干的薛宝钗来治理家庭。贾家男性腐朽不堪，早已是”女性当家“。贾母处在贾家的最高权力地位上，她是家庭中辈分最高的长者，更重要的她是贾家的精神领袖。在她的面前，贾政连教训儿子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大家庭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便是衰朽的征兆。封建社会里，”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贾氏家族的旺盛发达恰恰经历了五世，这时，它的子孙虽多，却都只知安富尊荣，尽情享乐，竟没有一个运筹策划的人。这个家全靠王熙凤支撑着。王熙凤下台，探春理家失败，后继者就只能是薛宝钗。王夫人请薛宝钗帮助探春理家，已经表现了对薛宝钗的急迫期望。”金玉良姻“体现着贾薛两家的根本利益。封建势力制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然而它所强制缔结的”金玉良姻“也没有如愿以偿。贾宝玉的逃遁使得这个婚姻成了千古遗憾。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处理的是社会问题，但他不可能知道是社会问题，他把《红楼梦》悲剧看作是人生的悲剧。虽然，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敏锐地感受到那时代的窒息气氛，深刻体验到社会统治势力的罪恶，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无法认识到制造悲剧的社会根源。这样，他一方面真实地描绘了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贾宝玉和社会所造成的爱情婚姻悲剧，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人生的苦痛和无常。小说开头描写的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的神话、主宰人间风情月债的太虚幻境、似有若无的甄宝玉和来去无踪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给《红楼梦》悲剧蒙上一层感伤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

曹雪芹的思想明显含有新的民主主义因素，但也没有能够脱离封建主义思想体系。他通过《红楼梦》形象体系所表达的思想，在当时历史阶段中是先进的。但他一面鼓吹人的”情“、”性“或”欲“，以反对统制文化思想的”理"，一面还是只能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为孔孟之学作新的解说。他一面反对专制主义，一面还只能向往于古代仁君之政。曹雪芹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苦闷，他毕竟已经感受到了新时代因素的搏击。他的孤独是伟大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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